邓小平对恢复高考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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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 仓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23 15: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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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恢复高考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突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恢复高考这一决策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关键作用。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高等教育的教训，号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领导指导思想和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为恢复高考扫清了思想障碍;推动党和政府做出恢复高考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领导整顿教学秩序，为创造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步履蹒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导致高科技人才严重缺乏。发展科技不抓教育不行。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
恢复高考是总结“文革”时期高等教育的历史教训的结果。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2］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提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2］（p.1462） 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 ［3］ 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295所大专院校共招收工农兵学员7届，约94万人。 ［4］ 工农兵学员主流是好的，他们在大动乱的年代成为文化科学的传承者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脊梁。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给教育组织带来很大困难，影响了高水平的科技队伍建设。如1972年4月18日，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今年招收的工农兵新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 ［2］（p.1484） 当时北大、清华被戏称为“北京中学”、“清华中学”。
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努力恢复文化考试。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李政道夫妇时，谈到了一些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 ［5］ 国务院1973年4月3日批转的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核，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本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 ［2］（p.1497）
1975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科院负责同志汇报时曾对办好中国科技大学做过重要指示。他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1］（pp.33～34） 中国科技大学为此起草了改进学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的任务，并准备实行周恩来总理指示的招生办法。 ［6］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张春桥、迟群、毛远新等炮制了“白卷英雄”事件，使招生工作再入歧途，随着“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而夭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大学招生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其间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 ［7］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追求，以宽阔的世界眼光，以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直面落后的勇气，将恢复高考这一战略问题提上日程。
二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虽然提出应该落实周恩来关于“应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升入大学”的指示精神，但却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继续执行“文革”中的错误做法，就不能适应培养高技术人才的时代要求;如果恢复高考，就要承担否定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 ① 的政治风险。此举涉及“两个凡是”问题，因而成为困扰教育部门领导人的难题。7月29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教育工作时说:“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他还指示，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7］（pp.167、166） 8月1日，他在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说:“办教育要两条题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 “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 ［7］（pp.168～169） 即便如此，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仍然沿袭了“文革”中实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办法;在落实周恩来指示精神问题上，只建议招收占总人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4］（p.277）
同一天，即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吴文俊、马大猷、唐敖庆、杨石先、苏步青、查全性等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求废除“文革”时期的高校招生办法，恢复考试制度。5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邹承鲁在发言中指出: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 ［8］ 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也提出了恢复高考方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什么叫3/4?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9］ 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的发言最具有代表性。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勇敢地指出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即埋没了人才、限制了工农子弟上大学、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 ［10］ 随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数学家吴文俊等也积极发言，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改革现行招生制度。邓小平表态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7］（p.176） 在有人谈到学制等问题时，邓小平还表示:“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 ［7］（p.175） 8日，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时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7］（p.179） 邓小平的讲话石破天惊，其中许多内容明显是对过去的教育制度以及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的反正。这样，是坚持毛泽东过去一贯同意的做法，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科学的改革;是“凡是”毛泽东的批示都坚决贯彻，还是改正其错误的方面，承继其正确的方面，成为非常棘手、但又不能不解决的矛盾。在进退两难的处境下，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邓小平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7］（p.185）
为贯彻邓小平的意见，8月13日 ① 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并不轻松。与会代表遇到无法逾越的怪圈: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而教育要上去，就必须改革现有的高校招生体制;而要改革高校招生体制，就必须否定“两个估计”，但否定“两个估计”就势必会触犯“两个凡是”。 ［10］（pp.50～51） 不推翻“两个估计”，此次高招会议将难以突出重围。此时，《人民日报》记者穆扬邀请6位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同志召开小型会议，主题是分析《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出笼的背景及其影响，说明“两个估计”成为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障碍。穆扬连夜将讨论的内容写成内参稿，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
邓小平看到这份内参后很快做出批示，并于9月19日找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邓小平从《人民日报》报送的内参谈起，指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说明“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指出，建国后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否则非犯错误不可。这是对“两个估计”的正面批判，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冲击。邓小平还讲到1972年周恩来指示“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的情况，指出教育部还没有转过弯来。他强调，18～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直接招生不会中断学习的连贯性，实践证明，劳动两年后再入学丢掉了知识、浪费了时间。他旗帜鲜明地提出，重点高校招生不能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他直截了当地批评道: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难懂，太繁琐。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他严肃地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1］（pp.66～71）
三
尽管邓小平三令五申大学要恢复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教育系统一些负责人还是裹足不前。之所以出现逡巡不定的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思想障碍。于是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都鼓励和引导思想战线、科教战线上的同志要解放思想。
要改革“文革”时期的高校招生制度，就要改变毛泽东做出的一些错误指示、决策，这就不能不与“两个凡是”相抵牾。这也是当时教育系统许多领导人难以解开的疙瘩。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1］（p.38） 他要求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以此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即使“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p.43） 。
如前所述，在高考问题上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思想障碍，就是对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错误理解。邓小平多次强调，教育工作基本方针要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但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去理解和贯彻。比如，“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省自己去搞，办法由他们自己定，毕业生不属于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1］（p.68） 再比如，邓小平强调，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自学成才的人，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重点培养研究人员，这是个方针问题。 ［7］（p.173）
针对科教系统普遍关心的“两个估计”，邓小平认为:“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在“文革”以前对科教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尽管1957年以后毛泽东讲过一些过头的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的。 ［1］（pp.48～49） 建国后17年全国教育战线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邓小平特别针对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谬论，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尽管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 ［1］（pp.43、49） 针对“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不是劳动者”的谬论，邓小平说:“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 ［7］（p.176） 他强调科研工作、教育工作都是脑力劳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邓小平还支持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9月中旬，邓小平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了解毛泽东生前同她们谈教育问题时所说的“对十七年教育工作不能估计过低”。 ［7］（p.204） 不久就从迟群的笔记中查出了毛泽东的原意，即:17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11］ 这算是掌握了批判“四人帮”谬论的“尚方宝剑”。九十月间，邓小平审阅《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的几次谈话整理而成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此文发表后，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特别是《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的经邓小平仔细审阅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公开了毛泽东对建国后17年的基本评价，也将毛泽东的教育革命路线与“四人帮”的罪恶阴谋区分开来。1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纷纷转载这篇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四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经过艰苦漫长的讨论，终于冲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阴霾，摘掉了“两个估计”的枷锁，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10月3日，邓小平审阅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致函华国锋:“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笔者注）一并讨论。” ［7］（p.215）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由邓小平修改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废除了“文革”时期的招生办法，对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扩大了招生对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另外，招收应届毕业生的比例，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以选优为原则，可高于或低于这个比例。其次，改变了过去“16字”招生方针，规定招收新生要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再次，增加了文化考试。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正式公布了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邓小平审阅修改的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招生工作搞好。22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负责人就1977年高校招生问题答记者问，紧锣密鼓地向人民群众讲解党和国家关于高考政策的重大变革。经过十余年的曲折之后，新的高考像乍响的春雷一样震撼了整个神州大地。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有条不紊地领导整顿教学秩序，健全高校领导体制和教育制度，制定各项政策和措施，创造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为顺利推行高考制度保驾护航。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录取新生27.3万人。 ［4］（p.286）
恢复高考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突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人才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高考改变了一代有志青年的人生命运。当时许多闯过独木桥的莘莘学子，现在都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栋梁，为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国家和民族之幸，党和人民之福。历史和人民将会永远铭记邓小平在这转折关头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参引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2］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5页。［3］马齐彬、陈文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4］方晓东、李玉非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8页。［6］《一定要办好中国科技大学》，《人民日报》1977年8月19日。［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8］薛庆超:《邓小平恢复高考》，《党史天地》2005年第7期。［9］温元凯:《邓小平采纳我四分之三意见》，见http://www.sina.com.cn2007年5月28日。［10］郝瑞庭:《科教文的春天———科教文化界拨乱反正》，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11］《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12］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9～1580页。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华企业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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