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做为开国上将的5级干部，起初月工资是400多元。后来中央统一给老干部减薪以缩小贫富差别，父亲的工资一直是342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5个月的工资。

　　由于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和一个养女，加上父母都有一些老家的亲戚关系需要接济，所以也并不宽裕。

　　为了这本书，2006年3月，我们兄妹几个把父亲的几位老部下和秘书请来聚在一起，让他们帮助我们回忆。他们说，陈司令已经去世11年了，更谈不上权利，所以也用不着美化他。

　　李柱江秘书说：“陈司令孩子多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也要节衣缩食，拿到今天来看，也就刚够温饱，在困难年代连温饱都要打折扣。那个年代老百姓都吃不饱，陈司令的级别有些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就是一个月两条中华烟，四斤猪肉，四斤黄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养了一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还东家西家送了一些，在困难年代真是让这几家好好改善了生活。我看着也替司令员到总参、总政去反映，要了些食品，总算渡过了难关。”

　　李秘书说，那个时候全国老百姓都饿肚子，为什么那么快就战胜了天灾人祸？就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我还听父亲的秘书说，那个时候做为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四个软卧，目的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和休息得更好，而秘书们按规定都坐硬卧。但是父亲从来是让秘书们都进来，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下一笔开销。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既然他能把儿子送到公安部，他也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

　　我们小时候没有用过他的车，也不允许使用他的电话。我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华里，来回走路很劳累。有次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妹妹车没有用上，还挨了一顿批。

　　196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

　　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他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感兴趣，因为是看着长影的电影成长的。我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儿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我们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

　　60年代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晚会，在观礼台上拣到一个礼花降落伞带回家玩儿。父亲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也不能沾！”

　　他让我们马上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了，说：“陈司令要求你们过于严格了，这东西给我们也是扔掉啊。”

　　父亲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我们动用过，直到他死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对高级干部家庭摸底，调查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还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利可用，有权利也不会给他们用。”

　　母亲解放后在工程兵政治处当干事，在父亲手下她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晋升。直到今天，1938年参加革命的母亲还仅仅是团级。

　　有的老同志对母亲说：“这现象在全中国都很难找，都是陈司令把你的级别压得太低了。”